绷紧防控安全弦，个人防护“三、二、一”

二、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行政行为设定制度创设行政处罚设定制度已近三十年。

其三，为了克服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联系过于紧密的弊端，政府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也不适合作为行政主体。薛刚凌教授曾主张彻底变革现行的行政主体理论，建立分权行政主体制度。

[19]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具有一定的自治权，然而，自治机关仍然是国家的地方政权机关，行政事务必须接受上级政府的领导，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并非类如大陆法国家的地方（公共）团体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13]柳砚涛：《美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国外法学》，1988年第5期。[1]根据此权威定义，我国的各级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甚至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组织都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其实，部门强，未必导致政府弱，因为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得听政府的指挥，落实政府的指令。王敬波：《面向整体政府的改革与行政主体理论的重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28]王敬波教授也主张赋予国家行政主体的身份。[47]规章的制定主体是行政机关，笔者认为规章不宜授予社会组织行政权，与行政法规不宜授权社会组织进行行政管理的理由一样，其制定主体的权力是来自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的授予，如果没有授权者的许可，就不宜把自己获得的授权再转授予社会组织行使，当然只是提供行政给付的职权除外。由此，信用监管制度中的声誉罚事实上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相对人违法行为信息被标识为失信信息并公开的制裁形式，是行政主体针对违法行为的判断，而非对相对人整体交易交往风险的判断，属于将信息高度集聚的集合式声誉罚。

[33]一方面，《行政处罚法》在第13、14条中多次采用警告、通报批评与一定数额罚款相并列的列举方式，反映出三者共同处于较低制裁梯度。[23]在这样的情境下，如何在众多影响相对人名誉的行政活动中分辨出何为声誉罚，就需要严格回归《行政处罚法》第2条为行政处罚所下的定义。参见[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下文即以行政主体期望发生的法律效果为基础，尝试提炼不同声誉罚形式的核心特征。

在违法信息与相对人主体身份高度捆绑的情境下，任何希望与该主体交易、交往的对象均可较为轻易地获知其违法行为，规制目标的实现无须必经舆论的发酵。鉴于同一法律条文中的不同概念不应指向同一内容，向社会公布其违法行为与通报批评必然存在差别

 摘要：涉外法律服务是涉外法治工作的关键一环。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类人才首先必须要有很好的外语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外语从事法律工作，可以在国际组织中获得就职机会，在国际司法或仲裁机制中能够代理当事人出席参与诉讼和仲裁，能够在涉外场合像使用汉语母语一样娴熟地运用外语来为当事人提供各种法律服务。[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要积极运用改革创新办法，帮助市场主体解难题、渡难关、复元气、增活力，加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该法第2条第1款进一步规定：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合营者按照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协议、合同、章程在合营企业的投资、应分得的利润和其它合法权益。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在法务参赞的组织和领导下，在驻在国建立为中国机构、企业和公民服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关键词：涉外法治工作。

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根据上述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办法》。

建立国际化涉外审判人才培养机制，提升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专业化水平和国际商事法官的国际化专业水平。[12]涉外法律服务不能仅仅依靠中国驻外使领馆为驻在国的中国企业和公民提供必要和有效的法律服务与帮助，更关键的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设点，为中国企业和公民从事合法的投资、贸易和工程承揽活动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

另一方面，涉外法治工作涉及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等诸多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是最重要的环节和要素，涉外律师服务、公证服务、仲裁服务、一站式法律服务以及政府提供的涉外法律服务等都在积极推进。对于纯属国内法律事务的法律矛盾和纠纷的处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可以有效地维护法治的价值和尊严。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同时废止。根据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加强涉外干部队伍法治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涉外法治工作队伍。广东省司法厅也于2021年12月印发了《广东省司法厅关于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管理试行办法》。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三个关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制度的重要法律文件，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对于在境外获得法学类博士学位的，可以设立专门的博士后基金，吸引这些特殊法律人才回国进行中国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和深造，在全面和系统地掌握了中国法律知识之后，可以为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提供各种有效的法律服务。

有鉴于此，加强国内与境外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协助，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球范围内一切可以服务于中国海外利益的法律服务资源，形成全方位、广覆盖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

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公民，既要加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涉外法务工作，为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还要鼓励和支持中国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境外或国外的中国企业和公民，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根据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确立了涉外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该法第30条第2款确立了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对于从立法上保证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统一性起到了很好的立法指引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请进来的外商和外国公民提供了全面和系统的法治营商环境的保护，指出要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二是为在国外的中国企业、组织和公民提供相关的驻在国法律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8]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相继出台，[9]形成了保护外商来华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的三资企业法，[10]为外商投资营造了良好的涉外法律环境。涉外法治人才 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

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的需要，为外资和外国公民来华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198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2]由此观之，涉外法治工作包括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五个环节，相对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构成的国内法意义上的法治工作[3]来说，涉外法律服务成为涉外法治工作中的突出要素和重要环节，必须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体系，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

由于不同国家法律体系差异较大，开展国际经贸合作、跨国投资和人员交流存在法律风险，各方对专业律师、商事仲裁机构和商事调解机构的需求日渐增多。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中国驻外使领馆都建立了法务工作机构和设置了法务参赞，很多使领馆仍然缺少专门的法治人才，对于中国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只能依赖于商务机构和经济方面的人才，由驻外使领馆提供的法律服务不仅数量少、专业化水平也有待提高。

[7]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为此，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必须考虑建立特殊的培养机制，具体建议如下。要把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

[13][14]黄进主编：《中国涉外法治蓝皮书（2023）》，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年，第141、143页。[9]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贵州警察学院副教授王喜对本文亦有贡献）注释：[1][2][12][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9日，第1版。

根据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